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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承泽独树一帜的外省台客图活动资讯

发布时间:2019-09-13 20:01:55 编辑:笔名

钮承泽独树一帜的“外省台客” (图)活动资讯

那个通过银屏望见的、叛逆的、放纵的,同时有点文艺的害羞的青年只是钮承泽的一部分,或者曾经,更多的他,现在的他,其实是个浪漫主义的偶像派。他的短发利落而清爽,他的思考温暖而体贴,他的情感坦诚而善良,他的梦想坚定而热情。最让人感动的,也是他自己觉得最浪漫的是—他把自己所有一切贴上“美好”这个标签的生命体验、生存想象、生活愿望都投注在了一件事情上,那就是电影。

“小毕”式的梦想与叛逆

17岁的钮承泽主演了一部电影叫做《小毕的故事》。这部后来被史册记载为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发端的重要作品由着名导演侯孝贤创作,入围并获得当年金马奖的多项大奖,其中,入围最佳男配角的钮承泽也走上了星光红毯,一夜成名。尽管9岁出道的他已经是台湾名气不小的童星,但“小毕”带给他的体验是历史性的,用钮承泽自己的话形容“世界一夕改变,生命一夕改变”。钮承泽说话非常有特点:文艺范儿!大段大段的书面语,语词华丽修饰动人,我们仿佛在聆听一位知名作家的青春回忆录,亲切而感人。

17岁的某一天,钮承泽突发一个梦想:“总有一天我要自制自编自导自演,当一个全才的电影工作者!”这个念想凭空而降,却瞬间牢牢扎根,一直跳跃在他的血液里。他称呼17岁的自己为“这个少年”:“我不太知道这个少年的豪语从何而来。是我的天命真的如此吗?有那么强大的一个召唤,要我用这个形式跟世界沟通!”一下子让人觉得,原本有些发狂的青春梦想是那么清新、美好而真诚,就像起航的风筝,摇摇曳曳,生涩却勇敢,引得地上的人忍不住抬头,羡慕地张望,并热切地期待。

钮承泽自己也期待,虽然风筝线就在手上,但天空雾太大,他并不能明晰判断那里是正确的航向。“从我晓事以来,台湾电影一直在往下滑,它曾经非常繁荣兴盛,它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电影输出国,但曾几何时,这一切都消失了。”80年代初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过后,电影业开始迅速萎缩并呈现两极分化。一端是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艺术电影在国际上屡获肯定,但与观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另一端是所谓的商业制作越来越粗糙,几乎惨不忍睹。观众对本土电影的信心降到谷底,加上台湾地区电影市场大门猛然打开,好莱坞商业大片把衰败的本土制作冲击得几乎奄奄一息,曾经年产量逾200部的台湾电影只剩下可怜的十位数,甚至个位数。

小毕的成功让钮承泽刻骨地感受到电影巨大的魅力和诱惑,但他才刚热血沸腾,台湾电影的整体衰退却冷酷地将他推入无限期的等待与期盼:“我再也遇不到这样的电影!”青春期的钮承泽藏起自己善良害羞好男孩的一面,开始在私生活中扮演桀骜不驯、叛逆的小毕,打架、泡妞,通过虚张声势的小公鸡式的耀武扬威来发泄困惑。“那可能就是成长的酸涩吧!那时候常常回到家对着镜子问自己:你到底是谁?”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在他初为“豆导”之时,钮承泽留给大众的印象就是“桀骜不驯”,但一个人的时候,他又常常为此而痛苦。表面上看,他是叛逆少年“小毕”,认识了一些所谓“兄弟”的朋友,也因此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艋舺》夸张的血性。但骨子里,他还是出身书香门第的钮承泽,温暖而善良、真诚而羞涩,也因此《艋舺》 最后洒落的是掉在所有观众心底里动人的樱花瓣,而不是无畏的血色浪漫。

快要发疯的“生存之道”

“在台湾,身为电影人需要极大的热情!因为没有利益,永远是很低廉的工资,并且不知道下部戏在那里,为此你可能要忍受家人的怀疑和朋友异样的眼光。”作为在衰败期中成长的台湾电影人,钮承泽在谈话的一开始就发出了这样动情的感慨,“可对我而言,电影,那就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一个唯一永远不会放弃的梦想!”

信念的光辉虽然耀眼,但有时也不能完全照亮晦暗的环境。“随着台湾电影的衰败,我的梦想好像越来越远。”陷入回忆的钮承泽偶尔会吸一口烟,眼神往天花板的远处延伸,仿佛在那里放映着自己的往事。

偶然,钮承泽跟周杰伦遇见并聊起青春成长期的故事,两人一拍即合,觉得可以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它的气质也符合钮承泽心目中对电影的设定—有流畅的剧情,也有生活的样貌、真实的情感,充满细节的、很有态度的制作,可以让观众完全投入,跟着哭跟着笑,看完后还能为生命带走一点什么的—姑且称之为“有内容的商业片”吧。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市场需要、观众需求的电影类型。

有了“周杰伦”三个字的保证,一直让钮承泽止步于电影梦之前的投资问题也终于解决。他马上开始写剧本,计划2005年8月开拍。这部电影就叫《艋舺》。令钮承泽颇受打击的是,周杰伦意外退出,投资被撤,他的第一部电影又面临无限期的搁浅。当时的钮承泽“生活一团混乱”,创作的欲望非常强烈,却始终如黑暗中的困兽,找不到微光的出口。愤怒的他把自己的不快乐归咎于社会的混乱、媒体的堕落、物欲的横流、大众对温暖的冷漠和对梦想的无耻功利??他的电影梦那么想要破土而出,甚至无惧于横冲直撞!“有一天跟朋友瞎侃,说干脆拍一个东西,叫‘伪纪录片’,讲一个不知道下部戏要拍什么的导演叫钮承泽,受邀去纪录一群人,他们要用一些行为艺术来嘲讽、调侃、冲撞当时混乱的政治及媒体环境。”钮承泽第二个拍电影的机会《情非得已之武昌街起义》就这么被“瞎侃”出来了。这次,他去申请了有关部门的电影辅导金作为启动资金,但只有区区250万新台币,远远不够,也找不到投资人,“只好跟朋友借,找妈妈押房子。”他调侃这就是台湾电影的生存之道。

但等到真正拍摄的时候,钮承泽发现所有当时聊得最High的创作想法根本没法落实,“我想把台湾某民意代表的假发给拔了,可是真的要执行的时候,谁去拔?我不忍心。还有开车撞政府机关,谁去撞?那个是要坐牢的!最后还想要自焚,怎么焚?去找好莱坞特技来吗?那250万一场戏就没了!”现在说起这些“疯狂”的往事,钮承泽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当时,这些问题将压垮他坚持了20多年的电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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